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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冬日暖阳下，“古田集会永放光线”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8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的“礼物”。1969年11月，它们从福州运到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用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集会40周年。1929年，在这座四合院式的砖木结构平房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集会。
字约3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从那以后，“古田集会永放光线”8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多年来的波涛壮阔卷起万千思绪——永放光线的古田集会，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产？
思想建党
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摆设于古田集会纪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入团宣誓用的旗帜。”来自古田集会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古田集会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政治看法没有过失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事情。没有发洋财的看法”——这些“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就写在古田集会决议里。
其时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不过8年多，虽生机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事实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并未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六大确立的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破题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古田集会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保存着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关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故障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一定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党内的8种过失看法，逐个论述其具体体现、来源及其纠正要领�＜峋鲆樗ǖ幕丛丛�，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奇特的党的建设门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获得贯彻，并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获得实行，对以后不绝增强党的建设爆发了深远影响。
“古田集会决议标记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开端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建构涤讪了坚实基础。今后，为了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绝强调教育党员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如何增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政治建军
古田八甲村松荫堂，是古田集会时红四军前委机关和红四军政治部所在。松荫堂一旁的墙壁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政治事情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建军原则简直立，正是自古田集会开始。而关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建军意味着什么？
无妨先看看红四军首创时的组成，主要分三部分：一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步队及湘东农军，一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
“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古田集会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曾在回忆录中说：“人民军队新创立，身分庞大，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是什么？党与军队是什么关系？“是司令部对外照旧政治部对外？”其时的红四军内部，有关建军的系列重大问题，还保存着认识上的不同和争论。
这一系列问题经古田集会获得了彻底解决。古田集会决议明确划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兵戈、筹款和做群众事情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划定了红军政治事情和政治机关的重要职位，强调增强红军政治事情，特别是增强政治教育。
古田集会决议，从基础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罗荣桓元帅厥后评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1985年，一经加入过古田集会的陈世榘将军重回古田集会旧址，感伤挥毫：“五十六年一挥间，重返故地到古田。决议指明红军路，新征途上志更坚。”
永放光线
1929年岁末，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古田集会会场内，代表们生火取暖，地板上留下的炭火印记至今可辨。堆堆火光，温暖的是会场，照亮的是前方。
“会后，决议印发到步队，各人学习，一起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照料长的萧克一经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看成党课教材，视为红军规则，也作为检查和权衡事情的标准。不久，步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古田集会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种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步队泛起了一片新的气象。”
集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古田赖坊村协成店的一豆灯火旁，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尾处描摹革命未来的诗意咏叹，至今令人心潮澎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线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思想之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紧紧围绕我军政治事情的时代主题，增强和革新新形势下我军政治事情，充分发挥政治事情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事情集会时，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政治擘画，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方略。
两次集会，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精神相通、主旨相同。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从古田再出发。
如今，走在古田镇的田间地头，当年的红色故事仍然赞美在外地老黎民的口中，也浸润在他们心里。对他们来说，红色影象不可是纪念馆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更是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来源：《 人民日报 》）
党史人物
中共第一个提出“初心”看法的人——
董必武：“彻底革心兼革面”的情怀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是第一个提出“初心”看法的人。
1903年五六月间，董必武加入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加入乡试考举人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张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糜烂的真面目。
为了推翻清王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门路。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加入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可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这使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感应失望和悲愤。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乐成？董必武陷入深深的思考。此时，董必武结识了对他的人生爆发极其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李汉俊。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配合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险些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与人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兴高采烈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受。他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爆发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思想上爆发了深刻的变革。其最大的变革，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海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惟一要领。北代表犹袒庇卖民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宁静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的看法。从外貌上看，他的“初心”是维护国家宁静，团结起来阻挡国际强权，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然而，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门路行欠亨，必须走列宁的门路。”从实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建立共产党。今后不久，他就回到武汉，开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坚守“初心”，要“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董必武看来，坚守“初心”，就是要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此，他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1921年党的一大期间，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卖力起草供集会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事情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集会，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在讨论如何看待其他党派时爆发了猛烈争论。有一些人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应接纳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阻挡军阀和权要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书、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差别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包惠僧、刘仁静等甚至提出：看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同北洋军阀一样看待，不应有任何妥协，党决不可联合孙中山。
董必武坚决阻挡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孙中山与军阀差别，孙中山虽然总是做军事将领的事情，但孙中山不是军阀。他认为，“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求得彻底的解放，进行了恒久的艰苦的斗争……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我们在行动上应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以阻挡配合的仇人；军阀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配合仇人，为了打倒目今这个配合仇人，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实行相助，以便增强自己，扩大革命运动，并利于今后的斗争；因此，对其他革命党派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并不会离开我们党的原则。
董必武的上述意见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相助阻挡配合的仇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纵然不可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增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取代目今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运动。”陈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见。但大会通过的决议，接纳了包惠僧、刘仁静等的意见而未接纳董必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接纳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差别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董必武的意见虽然被大会反对，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提出与其他党派相助的思想，充辩白明他的远见卓识。厥后的历史证明，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目标和战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坚守“初心”的焦点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效劳
董必武强调，坚守“初心”的焦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效劳。1947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财经集会上的讲话中，董必武对在财经事情中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群众看法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宽大群众利益的，是为群众效劳的，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群众效劳的事情。群众路线是党的基础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等，都不可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但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事情，我们党的一切事情，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同志，都是为群众事情。”
可是，坚持群众路线不即是搞群众运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赞美“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取代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已往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执法”。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执法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立的体现意志的执法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增强党的领导。他指出：“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可实现的。党领导群众就是为群众出主意，和群众一道去争取群众的利益。”“像群众久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党还要组织群众去为群众利益斗争，不应满足群众的自发性，不要尾巴主义，落在群众后面，只是随着群众跑。党不领导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去为群众效劳或酿成尾巴主义，群众是会走向失败的，这完全不切合群众利益。党必须领导群众，群众也必须有党的领导才华实现其利益。”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自己的糜烂打倒的，共产党执政了，绝不可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背面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经在南方局事情过的杨继干曾向邓颖超回忆说：“那时我们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整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其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初期，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事情、调动事情等等请求，被他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厥后，他爽性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划分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董必武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听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为此，党中央曾褒奖他——“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坚守“初心”，基础上要对党忠诚
董必武认为，坚守“初心”，基础上要对党忠诚。早在1915年6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家的生长“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范，播为民风，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继续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获得人民信任的政府，领导人民推动社会生长。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历程中，他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厥后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说他开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第一届全体集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集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集会上，由董必武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组织法》获得一致通过，由此使凝聚着董必武心血的华北政权建设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
做到对党忠诚，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孝敬与名利的关系，摆正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他曾和孩子们讲：京剧里主帅出来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龙套’？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董必武女儿董良翚回忆说：一次，在和爸爸聊天时，发明他茶壶里没水了。董良翚忙拿暖瓶去续水，但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办公桌上。她忙取来一块布抹擦。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就势说：“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不以为然，董老又说：“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虚岁生日之时，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惫�瞬息过，吾生多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堪，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了一个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伟人情怀。
党史撷英
《红岩》的真，历史为证
白公馆、渣滓洞，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身陷囹圄，仍与穷途末路的仇人展开殊死的斗争……一本小说《红岩》，将这个残酷又伟大的故事纪录下来，流传开来。这本出书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刊行量早已凌驾1000万册。
“《红岩》之所以能坚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熏染力，正因为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精神均来源于真实的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重庆解放28天后，在仇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罗广斌掉臂身体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50年1月中旬，从渣滓洞逃生的刘德彬和罗广斌汇编了《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曾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的杨益言加入了校对文稿。
一次，罗广斌与刘德彬谈天，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往事。“下川东被捕20多个党员，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我终身都无法忘记老彭、江姐……”刘德彬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江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的儿子彭云寄养在蒋一苇家中时，陈然经常去看他……”罗广斌接着刘德彬的话茬儿。说着说着，他们又叫来了杨益言。“咱们自己来写点工具，你俩觉得怎么样？”罗广斌说。刘德彬总是忘不了往日的战友，他早就有写作的激动。杨益言也尽力赞同。
三人就到罗家碰头，利用下班时间在一起讨论，整理资料，经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到1956年秋时，质料已经差未几了，可以集中时间动笔写作了，可找写作的地方很困难。罗广斌将情况向市委汇报后，市委很是支持，给他们找了屋子，还批准了半年的创作假，让他们脱产创作。
三人配合讨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人物、质料的详略，然后，凭据各自经历分工写作。罗广斌写《挺进报》《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竹筠》《云雾山》《春节联欢》，杨益言写《饮水斗争》。
年底，这本暂命名为《禁锢的世界》的50万字初稿完成。1957年2月19日，《江竹筠》《云雾山》《小萝卜头》等篇目在《重庆团讯》第三期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宣布了《江姐在狱中》。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书社专门刊载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又宣布了《在烈火中获得永生》。
这些作品宣布后，在社会各界引发极大的回声，也有许多人提出差别的建议和意见。为精益求精，罗广斌、杨益言对全文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再加入写作的刘德彬也提供了许多名贵的意见和素材。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青年出书社通知可以正式出书了。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怎么定？
“对此，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其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可是反应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并且是国统区地下党事情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生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体现。”王浩说。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书社出书了小说《红岩》后，多地都泛起排队买《红岩》的景象。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全世界刊行。歌剧《江姐》、影戏《烈火中永生》相继问世�？彀迨椤⒕┰洗蠊牡雀骶缰�，诗歌、散文、版画等艺术形式，都利用红岩资源进行过二度创作。
“21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内涵也不绝拓展。《红岩》体现出与时代生长的极大关联性和更辽阔的生长空间。”王浩说。（来源：《 人民日报 》）
党史故事
隧道里的土电话
影戏《隧道战》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用竹筒向隧道里的民兵下达命令：“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禁绝放空枪�？穑 �
这个竹筒是“喊话筒”，从高处往隧道里通报信息主要靠它。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隧道战遗址管委办主任周明慧介绍说：“在隧道里面另有一种土电话，民兵将竹节两头绑上猪脬，中间穿上细绳，拉紧，利用绳子振动，就可以交流通话。”
在冉庄村，当年村头的老槐树仍然挺立，树上挂着的那口饱经风雨的老钟，见证了峥嵘岁月里的战斗故事。这里已建成冉庄隧道战纪念馆，土电话就收藏在纪念馆里。
在隧道里作战，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摸索出的战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纵�进犯华北。大平原上，秋后没有了高粱、玉米等作物形成的“青纱帐”，人们就无处藏身。群众开始在偏僻、低洼的野外和村里挖隐蔽洞。最初的地洞为单口洞，未便于转移，一旦被仇人发明难免遭受损失。厥后逐步把单口洞改成双口洞、多口洞，然后又逐步加宽加长，从隐蔽地洞生长成为隧道。
随着经验的积累，游击队和民兵开始挖掘“战斗型隧道”。各家隧道相连，便于机动，又增添了射击孔，用于攻击仇人。隧道与水井相通，既可通气又可取水排水。冉庄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的4条隧道主干线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支线24条，全长达16公里。如此一来，游击队和民兵就克服了人少武器少的困难，经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93岁的老民兵李恒彪，加入过隧道战。说起当年的事，老英雄影象犹新：“我们藏在隧道拐角处，仇人子弹可不会拐弯。我们瞅住时机就能打他们。”“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隧道战让仇人闻风丧胆。
其时冉庄还建立了妇救会，男女老少齐抗战。“雪白的小棉花忙在手里摊哎嗨，缝在棉衣里同志们身发暖，依儿呀呼嗨……”抗战时期，妇女们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支前歌谣，从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团结一心、抗战究竟的决心与意志。
隧道战是敌后抗日凭据地军民反“扫荡”的有效形式，是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宁静，又赢得进步。正是依靠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法宝，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党史百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其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恒久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爆发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体现：“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可是它的生长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情况里不可是具备了生长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生长的一定性。”今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论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它是以国共两党第二次相助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外洋华侨加入的，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谷彰褡逋骋徽较呤侵泄膊衬芄涣斓既髯迦嗣袢〉谜秸だ娜蠓ūχ�，在统一战线旗帜的招呼下，海内外中华子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生长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伶仃顽固势力，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涤讪了坚实基础。
集团微信矩阵